第三章：树欲静风不定

上海出了个“无肠女”

     1986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初六。空气里残留着燃放鞭炮的硝烟味道，家家桌上都摆着来不及消灭的丰足年货，人人脸上都带着“过节了”的愉快神色。这样的日子，是不应该有惨痛的故事发生的。但在上海南京西路一间老式公寓里，凌晨1点多，26岁的周绮思突然被一阵腹内绞痛疼醒了。她是上海机电设计院的技术员，一个典型的上海女孩，长得清秀小巧，性格开朗活泼，与同学蔡汉跃结婚刚10个月，正怀着七个月的身孕。

     母亲和丈夫把周绮思送进附近的医院急诊，医生不能确定病因，因发现有早产迹象，就建议她转到已有预约登记的妇产科医院。妇产科医院把她当作“早产”孕妇送进了待产室。撕心裂肺的剧痛，疼得她浑身颤抖，冷汗直流，一边担心着肚子里的孩子，一边骂自己娇气：世上哪个妇女不生孩子啊，这点疼，别人能忍，你怎么就不能忍！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她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呕吐，心跳过速，连喊叫的力气也没有了。等到上午医生检查时发现，她腹中的胎儿已经夭折，产妇生命也岌岌可危。当天下午，血压为0、心率180次/分的周绮思被紧急转送到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普外科，这里的医生很快作出诊断：腹痛不是因为早产，而是急性肠扭转。

当晚，经过抗休克治疗和全身麻醉的周绮思上了手术台。主刀医生打开她的腹腔，便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眼前的情景令在场者震惊：肠体在腹中扭转360度，打了个结，将血管绞得死死的，全部小肠和一半结肠都已发黑。为了挽救生命，这些完全坏死的肠子只能清理切除，黑黑的肠子装了满满一面盆。她的肚子空了。

     从手术的麻醉状态醒来，周绮思又经历过死胎分娩手术和连续高烧、严重的肺部感染等凶险关口，熬过了二十多天，情况才逐渐稳定。身体极其虚弱的她，开始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自己住在外科重症监护室，身边环绕着各种仪器，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腹部开着口子，接着一根瘘管，吊着三个负压引流瓶用来存放胃液。身旁的母亲早已哭肿了眼睛，丈夫蔡汉跃每天强作镇静安慰着她，转过身去也忍不住流泪：命是暂时保住了，但没有小肠，不能吃饭，人又怎么能活下去？

     的确。普通人的腹内都盘桓着5至7米的小肠，吃进去的食物经过胃和十二指肠的消化后进入小肠，人体需要的营养全靠小肠来汲取。如果周绮思的病情能够早些确诊，哪怕只留下一米长的小肠，也能够承担起基本的营养吸收功能。小肠不可再生，而目前的医学界也没有小肠移植的成功先例。“无肠”状态下的她，似乎只是在等死。因为怕影响她和家人的情绪，医生们查房时常用英语谈论她的病情，不时轻轻摇头叹息。

     不过这一次，周绮思恰好进对了医院，遇到了合适的医生。上海中山医院正是我国最早开展静脉营养临床试验的极少数医疗机构之一。在国内绝大多数医生都不知TPN(全静脉营养)为何物时，著名外科专家、中山医院外科主任吴肇光已在这方面积累了二十多年经验，还有了一个专业而熟练的团队——这个团队在国内外科学界名气响亮，因为核心人物碰巧都姓吴：吴肇光、吴肇汉、吴光汉直至更年轻一辈的吴国豪等，他们之间全无亲缘关系，有的不过是师生传承，却是相处融洽、合作无间，形成了良好学术氛围和传统。吴肇光教授相信，既然有不少病人在长达一两年的治疗过程中都能依靠静脉营养维持，那么，终生依靠人工营养生存也并非不可能。也许会有一些技术性难题，比如要依据人体变化保证各种微量元素供应、人工控制电解质平衡等，但那不过是可以在实践中探索的枝节问题。这位仁心仁术的好医生告诉周绮思，国外已经有完全依靠临床营养产品生活十几年的病例：“你不要悲观，现在有的是办法！”

剩下的难题只有一个：国内尚无质量可靠、品种齐全的静脉营养产品，且完全静脉营养支持，费用昂贵。周绮思所在单位虽然在手术时表示，请医院不惜代价救人，但他们每年全部公费医疗费用不过4万多元，而一旦提出静脉营养的方案，周绮思一天的药费就要二三百元，长期维持，谈何容易！

     世间常有奇迹。每个奇迹，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交汇。绝境中的周绮思也是适逢其会。作为国内临床营养治疗的权威，吴肇光从1981年起就知道了华瑞项目，他应邀访问过瑞典卡比公司，也认识雨果·铁林，刚刚开始与华瑞合作在国内讲解临床营养知识。不久前，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目前在华瑞公司任工程师的高介民刚在与吴教授聊天时提到，华瑞从卡比法玛西亚公司进口了一批产品，正准备投放到国内各大医院进行试销、试用，以便边建厂边打开市场。吴肇光开始琢磨，如何说服华瑞，将这批产品提供给周绮思，再寻求长期供应的可能性。

    无巧不成书。雨果·铁林此刻正在中国。与无锡市有关部门和董事长高惠如为华瑞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而开会讨论之后，他来到上海，准备转道回国。当晚，在紧邻外滩的和平饭店内，雨果·铁林约了正在中国进行学术交流的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医生斯达芬·巴克（Stafan Bark）一道吃饭——后者正是脂肪乳发明者惠特林教授的高足，与卡比公司有着长期学术推广合作关系。两年前，斯达芬·巴克曾在华瑞担任医学顾问，为医生们指导、演示脂肪乳如何应用。中国市场上的第一瓶脂肪乳，也是经由这位年轻医生的手，在一片惊异疑虑的眼光包围下，输入了在无锡市第四人民医院的一名外科危重病人的静脉。他与华瑞之前的合作、往来将一直延续到二十年之后，那时他已成为临床营养学的权威，并且因为一次次讲课的机会，遍游了中国各个省市。

餐桌上，巴克医生告诉雨果先生，他今天到过上海中山医院，医院刚刚完成一例手术，病人全部小肠切除。吴肇光教授请他带信给铁林先生：“卡比公司能否做件好事？如果贵公司能提供足够的营养产品支持，这位年轻女士可能会存活很多年；如果没有，按现在的状况，她也许只有一个月的生命。”

没有半秒钟的犹豫，雨果·铁林马上说：“没问题，我们来提供产品。”

他当即请华瑞公司派人与吴肇光教授联络，问清周绮思需要哪些药品，谈妥了协议：在华瑞公司正式投产之前，她所需要的全套静脉营养产品由瑞典卡比提供，采用定期空运到上海。

世界罕见、中国第一例靠全静脉营养终身维持的病例就这样诞生了。

多年以后在瑞典，坐在离卡比维切姆公司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雨果·铁林与记者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你在做决定的时候，有没有算过需要多少费用？有没有意识到一旦开头就要投入很多年？还有，你有没有市场推广方面的考虑？

雨果·铁林：一个年轻女士的生命即将终止，而我们能帮助她。我既然知道了这件事，就有义务，不可能听任她死去。作为一间制药公司，在经济上我们也能够承担起。后来的结果更让我相信，自己做得对。同样的价值如果放进银行，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收获。但是，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只觉得这是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两年以后，瑞典卫生部部长访华时，中国的卫生部负责人曾为了周绮思的病例当面表示感谢，说：“铁林先生给了中国许多帮助。如果不是他代表公司千里迢迢地送来药品资助，这位中国女士可能早已不在人世。”

雨果·铁林却觉得，这件事，更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不早不晚，有那么多巧合，注定了周绮思要获得关注和帮助。

“办一个好的制药企业，要懂得爱，喜欢、信任你的合作伙伴，也喜欢、真心爱护你所面对的人们。”他还这样总结。

如今已84岁的吴肇光，也和80岁的雨果·铁林一样，谈论起当年亲自洽谈药品供应、设计治疗方案挽救周绮思时，平平静静，轻描淡写，丝毫没有居功自矜，只有一点慈爱的关心和欣慰表情。

人间有大爱。面对生命，一位中国医生和一位瑞典制药专家都做了他们觉得“应该做的事”。仍辗转在病床上的周绮思就这样在遭逢罕见横祸之后，幸运地遇上了一个不可置信的奇迹。

有了瑞典空运来的英脱利匹特脂肪乳、氨基酸等营养产品支持，周绮思的身体恢复很快，精神上也不再悲观，有了生活下去的强烈愿望。吴肇光教授又尝试将她的十二指肠和残留的横结肠连在一起。在医学上，这样做有不小风险，未经吸收的胃液、胆汁还可能引起肛门溃烂。但吴教授在病情分析会上拿“哪怕有一丝可能，我们也要想一切办法。不光让她活着，还要活得有质量”来说服了众人。许是因为年轻，或者只是因为幸运，两段本来毫无关系的肠子顺利吻合。周绮思再也不必在肚子上开着瘘口、拖着三个瓶子生活。

全静脉营养支持方案确定后，周绮思的生命开始完全通过一根细细的输液管道维系了。在1986年的中国，能够施行这一医疗技术的医院屈指可数。静脉营养注射液体量多、浓度大，必须从颈内的中心静脉输入，通过穿刺后将导管置留在体内。导管和穿刺口都极易发生感染，万一细菌进入血管就会发生败血症。第一根导管插进去，只用了7天就失效了。吴肇光担心，长此以往，周绮思的中心动脉将被完全破坏。中山医院麻醉科主任蒋豪教授和其他医护人员为帮助她而摸索出了不少新办法。比如“静脉穿刺皮下隧道固定法”，使导管引出口的感染不会马上进入血管；在导管中间缠上一些其他材料埋入皮下，又防止了导管滑落；用一定浓度的氢氧化钠清洗导管内的营养液积垢，防止堵塞；更换导管时从原路穿刺，减少对静脉血管的损伤，等等。

从2月14日到6月2日，严冬变作初夏，周绮思在医院里住了将近4个月，朝夕相处的护士都开玩笑说：“把你的户口迁到病房来吧！”随着营养疗法的进行，她已能下床行走，看着窗外的楼房、马路和行人，越来越想念自己温暖的小家。医护人员也在这时开始培训蔡汉跃，让夫妻俩学会在家庭中进行静脉营养治疗和护理。周绮思出院后，最初，每天由护士在医院的无菌操作室里将一瓶瓶药物混合配置，装进同样来自卡比公司的密封大输液袋内，丈夫蔡汉跃取回家，晚上睡觉时把营养液通过输液皮条和导管输入妻子体内。性格有些内向的小蔡，做事细致周到而有耐心，学工科、做教师的他也善于钻研和改进。因为每天去医院取配好的营养液既麻烦又易发生污染，一年之后，他就掌握了配药技术，开始把原料搬回家，用一个旧音箱装上紫外线消毒灯管做成配药箱，再添置各种器械，每天戴上口罩，穿上白大褂，双手伸进自制的密封配药箱里配药。他牢记着医生的提醒：每一次配药都要像第一次一样认真。因为稍有疏忽，混进了细菌，就可能导致感染。心疼妻子受过的苦，也不放心她的做事习惯，他独力承担起配药工作，甚至不许妻子碰药。这也意味着，从此他几乎一天也不能离开家庭。

做得久了，又爱琢磨，小蔡逐渐成了营养输液护理的“专家”，自己摸索出很多经验：比如，家中很难保证绝对无菌，操作中就要尽量减少液体和空气间的接触时间和接触面；比如，一定要根据正确的顺序加药，否则可能会影响脂肪乳的稳定性；比如，如何帮助妻子保持体内电解质的稳定——普通人的身体能够自动调节吸收比例，维持平衡，周绮思则全靠人为把握，一旦缺了什么微量元素就会生病——他仔细观察，掌握了规律，根据冬夏季节变化适当增减。他还学会了对付轻度的细菌感染，这种情况在最初两年不时发生，每一次都会引起妻子发烧、变冷，加抗菌素作用也不明显。他尝试把蒋豪教授配给他用来清洗导管堵塞的氢氧化钠封在导管里，两小时后抽出来清洗，重复两三次就能退烧。他曾拿这自己琢磨出来的一招，向来探望他们的瑞典专家请教，得到了肯定。

每三个月，瑞典卡比公司会定期空运一批药物来，华瑞公司负责办理海关等手续，蔡汉跃再到虹桥机场把药取回家中。每次送来的药都能装满一辆面包车，还有一些国产药和器具则到医院配好运回。有这样一位细心的专职“护理员”，周绮思的身体日渐好转。第二年，她就能骑着自行车回单位去上班了。除了晚上入睡时要插上输液管之外，她看上去与其他人毫无异样。没有人能想到，这个清秀而爱笑的女人曾经一只脚踩到死亡线的那一边。不少媒体都报道了这一医学成绩，新闻记者们总是善于把科学工作简单化形象化，以未必十分正确却生动的方式传播给大众。他们给了周绮思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称呼：“无肠女”。她的故事，也让不少因肠胃重症备受煎熬而绝望的患者，看到了新生的希望。一对沈阳的中年夫妇在1986年底就循着报纸上的线索打电话给周绮思。他们15岁的儿子在几天前的手术里小肠截除只剩28公分，因为缺少营养，体重已降到30公斤。医生说他只能存活半年，现在他们却发现了希望。通过周绮思，他们知道了“华瑞制药”，联系上了临床营养专家，最后决定去南京军区总医院接受治疗。凭着剩余的28公分小肠和强烈的求生欲望，这个姓朱的少年也靠着全肠外营养、医生量身定制的高营养“要素饮食”和正常进食结合存活下来，10年之后，他还拥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和商务公司，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1986年开始，华瑞公司一直有专人负责为周绮思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事项，有时是行政部，有时是市场部、医学部或者销售部的上海办事处。1987年华瑞投产后，逐渐从卡比公司手上接过了按时免费供应营养产品的任务。每一个刚刚接手这一任务的人都会被郑重告知：“Madam Zhou是需要我们特别照顾的人。”

 

 

开工，仅仅是一个仪式

 

夜里的一场雨下得瓢泼一般。

近一个星期了，整个无锡阴雨连绵。很多人这晚都没睡好，尤其是负责筹备开工典礼的沈仁涌、廉复、黎一中、龚孝忠、郭卫、高介民、孙惠民等人，全都在担心：马山厂区里积水了怎么办？昨天拉好的欢迎条幅不能用了怎么办？几百人的现场，又要防雨又要保安，有没有什么疏漏？……担任典礼总指挥的郭卫一大早赶到工厂，布置好的标语横幅多数已被淋坏，找人重新制作，又想到剪彩用的彩绸竟还没有折成彩花，赶紧找到一个会扎花的女工赶制。眼睛大大的质检部女工凌云被选中担任“礼仪小姐”，负责捧着盛放彩绸花的盘子，郭卫再三关照她：“最重要的是看好这把剪刀，千万别让别人拿走去闯祸！如果丢了可能就要出大事！”

不用他交代，凌云也够紧张了。谁能不紧张呢？从无锡到马山一路一级警卫，公安人员已经在厂内厂外排查了好几遍，但凡外表看上去不三不四的人都不许靠近工厂大门。听说附近小店里卖出了一把菜刀，就有人向上汇报，担心是不法分子准备作案捣乱。公安局专门去追查，还真找到了这个买刀人，不过是个农民，买刀是回家切菜用的。

九点钟不到，厂区操场上已聚集了几百人，还有几百名小学生在厂区门口列队迎宾。副总经理沈仁涌却还不放心地在厂区里转悠。身上穿着笔挺的西装革履，手里拎了一只马甲袋，四处逡巡着寻找可能有的漏网垃圾。国家医药局的官员们来了，江苏省和无锡市的官员们来了，上海施贵宝、中国大冢等合资药厂也派了代表来。厂里的260名职工，除了盯着生产线和其他设备运行不能离岗的，全都瞪大了眼睛等在会场上。为了这个仪式，厂里打扫卫生、演习接待程序、学习接待礼仪、背诵生产操作规范等，忙活了好几天。有些小伙子们晚上干脆就住在工地上，看厂，干活，连轴转。

锣鼓和鞭炮声里，瑞典王国政府首相英瓦尔·卡尔松的车队到了。首相卡尔松这次率领着一个20多名成员组成的政府代表团，加上随行的20位瑞典大公司的企业代表和25名来自欧洲及瑞典的记者，浩浩荡荡，专程从上海到无锡来主持华瑞的开工典礼。仪式准时开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此时雨过天晴，阳光灿烂。远处丰盈清澈的湖水、碧绿的田野和轻淡天空，衬着眼前洁白方正的崭新厂房，洁净，安宁，美好。有人把它看成华瑞未来的好运兆头。不过，命运之神真正绽放她的笑容却要等三年之后，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经历一段风狂雨骤的黑夜。

从凌云端着的盘子里拿起剪刀来剪断红绸的，是胖胖的瑞典卫生和社会大臣西格德森夫人和国家医药管理局副局长金同珍。华瑞遍邀国内知名医药企业、权威医院、各地医药公司和江苏省、无锡市各个政府部门的代表，以及华瑞新老董事和见证人，前来观礼。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在内的众多新闻媒体也都有记者来做报道。场面十分热闹。不过，底下还是有知情人议论说：对这个耗资越来越多、工期越来越长、眼下还在吵架的企业，中方股东有些心灰意懒，并不想太过张扬；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为瑞典人搞的应景典礼——只是个仪式而已，企业还远没有完工。站在后排的中方股东代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总经理张思忠就这样气哼哼地想着。

对于华瑞的现状，张思忠心里很清楚：基建工作基本结束，但14项公用工程一投入试运行，有13项不合格，根本没法保证为工厂提供不间断的清洁环境和介质供应，还没启用就要追加几百万元进行改造；不少生产设备的试车都没有达到欧盟的技术要求，有些设备太新，连外方派出的技术人员也没有操作经验，让它们稳定运行不知要到何时；生产工艺控制还远远不够，除了阿斯匹林水溶片等少量片剂和输液车间一个高温灭菌的安达美针剂外，他们现在什么也不能生产。脂肪乳生产线上灌装的只是一瓶瓶的清水而已。这个中国最先进、最符合WHO规范的样板药厂，离正常的商业生产还有多长的路要走，谁也没有把握。别的合资药厂多数只要建个两三年，而华瑞已经开工近5年，投资从签合同时的1200万美元变成了2000万美元，严重超支，这还没算上一些对外出借的贷款，也还没算上开工生产带来的新需要。张思忠现在想的，只是怎么继续为华瑞筹钱，让这个“无底洞”能早一天真正开工投产罢了，哪有什么心情庆祝和兴奋呢！

台上，英瓦尔·卡尔松正朗声预言：“华瑞要成为中瑞合资的先驱者，将要引起全世界关注！”随后，在金同珍、高惠如等陪同下参观了各个车间和厂区环境，卡尔松首相又给华瑞留下题字，称这一天为“中瑞两国的重要时刻”。

开业，也是个圆满句号

 

伴随着华瑞引人注目的开业典礼，还有公司高层人事的变动。

董事长高惠如在热闹的开业典礼后递交了退休报告，但正式退休则要到1988年2月举行的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后，国家医药局一时之间竟找不到合适的接替人选。人人都知道，这个高惠如一手抓起来、医药工业公司投资最多的项目现在问题很多，是块难啃的骨头。高老太这样到中央领导的办公室或家里推门就进的厉害角色，尚不能让它走出泥沼，谁有这样的本事来接手做好？从医药局机关到中国医药工业公司，既有对外合作经验又对华瑞项目有所了解的有限的几位官员，如林栋、张思忠，都已担任着其他企业的董事、董事长之职，分身乏术，也未必愿意再来蹚这趟深浅难测的“浑水”。

推来让去，这个职务最后落到了医药局企业管理司一位刚到退休年龄的司长头上。此人叫王凤书。论渊源，他与华瑞向无多少联系；论职务，他比担任原国家医药局副局长的高惠如以及其后的两任董事长也略逊一级；论背景，他也没有什么可以炫耀或倚靠的关系网络。他的经历中最让人看重的，一是他毕业于早年著名的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对于外语和如何与外国人打交道并不陌生；二是他大半生都在药厂工作，从技术员、车间主任到北京制药厂的厂长，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因缘际会，现在华瑞有了一位新的“贵人”——他不仅是华瑞的第二任董事长，还将成为雨果·铁林眼中“最棒的一位总经理”——如果说是高惠如促成了华瑞的立项建设，那么王凤书就是领导它走出困境的合适人选。

第二任副总经理沈仁涌也在开业典礼之后“光荣退休”。对于从事药厂基建工作的人来说，看一片荒滩在自己的手下变为一座新厂，此时退休，称得上是最顺理成章、也最圆满的句号。多年以后，许多华瑞人还在为他一生经历的坎坷感叹，留在大家记忆里的是一个一心扑在企业建设上、勤勤恳恳、艰苦奋斗，性格有几分火爆和偏执的老一辈管理者形象。

他的接任者是王关松，江苏省医药工业公司副经理，华瑞立项时可行性研究小组成员之一，时任公司董事。

王关松是新中国第一批药学专业大学生。他1954年毕业于南京药学院，分配到轻工部医药工业管理局后转到化工部，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国医药托拉斯。此时在机关里，多的是从基层一线提拔起来的工农干部和立过功扛过枪的老资格革命干部，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被称为“三门干部”——离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就进机关大门，让人羡慕，也让人不信任，或许后者占的更多。再加上王关松出身于上海破落资产阶级家庭，个性纤细文弱，难免有“小资”嫌疑，在政治面貌最受重视的年代里，他便只能是个“可以使用的技术干部”。“文革”后期，他在下放劳动时患上严重青光眼，为方便在上海治病而调到江苏省医药工业公司，当年在“托拉斯”工作形成的视野和经验，让他颇受倚重，不过，很长时间里，他依然只是个普通科员，因为不是党员。而为了入党，他从1963年起足足申请了20多年，直到1987年借调到华瑞公司工作时，才匆匆解决。

有熟悉王关松的人坚持说，此人品行端方，虑事细致周到，最大的不足是比较谨慎。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初，努力将华瑞这一合资项目争取到江苏，其实很需要胆识和见地。从一知道有关华瑞项目的信息开始，王关松就积极奔走游说，以至于有朋友特意来警告他：“小心，弄不好你就要被人当作江苏的李鸿章、新时期的买办！”这话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也许不算什么，然而王关松此时，已是半生饱受家庭出身之累，人事档案里厚积层叠塞满各种 “自传”、“交代”、检讨书，以及外调、排查、批斗、群众意见和组织结论，“文革”时他所在机关“革命群众”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揭发领导，第二张大字报就是批斗他的……这样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干部，在1980年前后听到提醒时，怎能不心惊胆颤，中夜失眠？以后，王关松曾在与相熟的同事、朋友聊天时数次提及这句话，足见当时在他敏感谨慎的心里引起过怎样的惶恐不安。然而，从考察、选址、可行性研究到省公司投入股份，此人一直不遗余力积极努力着。虽然工厂建起来，他只是其中一名“替换董事”而已。

国家医药局要选出第三任中方副总经理时，找到了王关松，在调令里用了不容置疑的语气向江苏省局要人，省局无奈答应让王“停薪留职”支援合资企业，两年后再重回机关。此时，王关松已在提拔重用专业知识分子的潮流里升了官，换了别人，未必真肯放下身段去一个眼下艰难、前途未卜的新企业。但他愿意来，也没有任何条件，即使是后来斯坎伯格离开、他的任命前面还要加上个“代”字时，也没有听见什么抱怨和讨价还价。最合理的解释是，他爱华瑞这个自己“拉来”的药厂。他身上还有着对制药企业发展的敏感直觉和热情理想，因为明了整个国家制药业的状况，更希望能亲手管理一座完善、先进的新型药厂。

 

“谁来和我讲话？”

 

1987年也是华瑞公司管理层矛盾重重、关系极为紧张的时候。第二任总经理约兰·斯坎伯格一到任就强调公司决策要追求效率，言行刚直强硬，让中方觉得十分难缠。到任不久，他就试图重建公司的组织运作结构，在给董事会递交的关于《总经理与副总经理职责分工及各自的权限》的报告中强调：“务必授权公司总经理”，明确“总经理将对公司各方面的工作负有全面的责任，并由两位副总经理予以协助，一位负责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另一位负责目前尚在进行中的基建工作”，由此克服在“一个公司三个头头”概念下的组织内部固有的混乱和松散等缺点。

仅就管理而言，斯坎伯格先生无疑是一语中的。过分强调“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确是华瑞的致命伤，很多项目都互相扯皮，难以当机立断作出决策，而出现失误时，又难免互相推诿责任，争执不休。这样的内耗，不符合追求效率的工作原则。眼下影响到建设工期，将来则会影响到及时的市场决策。然而，斯坎伯格直截了当的建议，几乎必然地遭到了中方坚决抵制。中方第一副总经理李信的报告针锋相对：“华瑞公司与独资企业有本质的不同。作为副总经理不仅仅是向总经理提供建议和内行的意见，处于无权的从属地位。而是应该在分管的范围内有职有权”，“中瑞双方工作人员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对自己方面的权益考虑多些，这也是无法绝对避免的。为了补救这个不足，必须坚持共同经营，同舟共济的原则”。

两位总经理起了争执，董事会也只能指定一个小组和总经理们一起协商，再定个新的方案。无论是约兰·斯坎伯格还是李信，感到的都是挫败。一方希望能够在这间中国工厂尽可能建立起规范高效的企业管理体系，另一方则担心在技术、设备和产品都受人操控前提下再让出管理权，中方利益会受损。事实上，在基建后期，整个公司从设备安装、验证到生产管理、人员培训等方面，都由外籍专家和技术工人主持，高峰时有三四十位老外川流于马山工地，高矮胖瘦黑白俱有，国籍众多，几乎是个小联合国。施工和设备调试现场不时有些争吵摩擦，事情有时很小，但因语言不通、行为模式不同，也会演化成大冲突。一个装配设备的外方技工要一支扳手，围在旁边老实学习的“学徒”两次拿错了型号，恼火的老外操起扳手就在他头上敲了一下，嘴里骂骂咧咧。这样的事，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工厂、任何一个学徒都可能碰到，但在这里，它激起的是人心底埋藏的民族自尊和敏感，哪怕有“外事教育”，有经理们的时时提醒关照，血气方刚的工人们也不免要无名火起，不惜上演全武行。结果往往是打架的中国工人被警告，外国技师请客和解，双方不打不成交。

高层的融洽却不那么容易。1985年底，中方的执行副总经理李信也离开另谋发展。个性强硬的总经理斯坎伯格遇上新的第一副总经理沈仁涌——一个由热血青年而地下党员，又变成“右派”劳动改造多年的“老革命”——矛盾更加尖锐而戏剧化。斯坎伯格想要一辆专车和专职驾驶员为总经理服务。但按公司规定，所有小车都归行政部统一安排调配。没有中方副总经理同意，行政部坚持不肯执行总经理的命令。双方较量的结果是，斯坎伯格愤而提出：给我找一位驾驶员，我自己支付他的工资。

斯坎伯格的要求自有缘由。因为公共交通不便，也因为生活供应不足，长期在华瑞工作的外方人员几乎每到周末都要开车跑到上海，去酒吧、咖啡馆以及其他外国人活动集中的地方透一口气，吃顿像样的西餐，甚至还能到新开的一家高尔夫俱乐部里去打上一场昂贵无比的高球——在瑞典，那可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富裕的瑞典是高尔夫球场最密集的国家之一；然后，他们还要从希尔顿酒店、友谊商店和几家得到西点真传的面包房购买回各种生活必需品，尤其是面包、黄油。没有汽车，这些来自名车之乡的瑞典人就像一个人断了双脚一样不能习惯。而在当了副总经理还是骑着一辆老坦克四处奔走的沈仁涌看来，“专车”的要求更像是阔人摆谱，对于公司则意味着浪费。

斯坎伯格得到了他的专车，专职司机李进育的工资由他来支付。但他依然苦闷，因为很少有中国人主动来和他交谈，即使是他主动询问，对方也会惶然逃走。公司的中方领导和一些员工骨干时常在下班之后私下开会，看上去神神秘秘十分可疑。开会时，当着他的面，他们也往往用中文来商量，让他摸不着头脑。他的前任罗兰·奥尔松也因这种受孤立的隔膜感大受伤害。来到中国一年后回国休假，他就感慨地说自己“很失败，至今没有访问过一个中国职工的家庭，中国人嘴上说欢迎欢迎，实际上没有邀请我们去”。

奥尔松和斯坎伯格都不明白，按照外事纪律，中国家庭不能随意接待外国人访问，进合资企业工作的员工都要通过政审。况且，即使是出于“体面”考虑，中国人也不愿意在家里接待外宾。他们普遍住房狭小拥挤，通常是一家三代五六口人同住着一两间房，根本没有什么空间用来会客。华瑞的员工们去瑞典出差、培训时，多半应邀去过铁林、奥尔松等人的家中做客，知道其中落差有多大。因为害怕奥尔松的不满变成“外事问题”，华瑞后来特地请示上级，经检查，确定了条件相对较好的李信、高介民、孙惠民等几户家庭对奥尔松夫妇开放，原本没有卫生设备的副总经理沈仁涌家，先经过一番改造后才接待了客人。不过，这也给了他们提醒，在河埒口地区建设中方职工宿舍时，公司向无锡市计委申请按较高住宅标准设计，理由就是——要为上百位工程技术人员提供较好的生活环境，以备“中外职员进行互访”。

在八十年代的华瑞，还有一条未成文却一再被强调的规定：与外方交谈必须有两个以上中国人在场，中国员工不得擅自去找外国人说话。这一点要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尤其是对那些随时要与外方沟通解决问题的生产、质检等部门。质检部的程景才、邓海根都有过若干因单独与外方人员用英语讨论、或者是在加班之后一起吃了顿饭而被批评帮助、检讨自己“不拘小节”的不快经历：“如果不是出卖国家机密，你有什么事不能找到翻译来谈呢？”那些积极跑去跟着奥尔松太太学英文的人则被讽刺说：“你到底有什么想法？说中国话不好吗？如果不好，外国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讥讽和批评的底下，经历过政治运动年代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令人畏惧、受伤的不信任和质疑：你已经有了崇洋媚外、里通外国的嫌疑！

中外管理者之间关系极度紧张的一段，中方甚至一度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请来了一位学瑞典语的小伙子担任翻译，却只准他使用英语，以便“窃听”瑞典人之间在谈论什么，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和意图。对这位姓金的小伙子，实在是一种高难度的挑战：明明听得懂所有内容却要装作懵懂无知，与人的直觉反应作对，可不轻松。后来，此人成了中国驻瑞典使馆的一位外交官，每每回想起这段小儿科的“间牒”经历，不免莞尔。

上世纪八十年代，懂英语、能开口的中国人本就不多，有勇气去和外国人交谈的更少，再加上猜疑和规矩，斯坎伯格们就注定孤独。在一个人头攒动的国度里，除了同胞之外，便难有朋友和交谈，被人敬而远之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或许只是希望能打破这隔阂和寂寞，或许真像当时的中方管理层所断定，是为了保证瑞方利益而鼓励人们“打小报告”，总之，斯坎伯格竟在公司里宣布：华瑞的官方语言是英文，在公司交流就要讲英文！通知发下去了，却没有带来多大变化。没多久，正碰上张思忠、茅明安等中方股东代表来开会，看到这则通知，当即命人撕下，非常生气。张思忠通过雨果·铁林转告斯坎伯格：华瑞在中国，官方语言只能是中文。中国员工不可能都说英语，你所能要求的只是一个得力的翻译！

没办法靠制定规则取胜，斯坎伯格就搞“物质刺激”。几天后，他在办公楼大厅和自己门上，贴出了一张双语“告示”：“谁来和我讲话，发给现金50元！”在20年前的中国，50不是小数目。果真立竿见影。当天就有不少人主动跑来打招呼，神情动作却有点尴尬别扭，说出的话也千篇一律：“不是故意不和你说话，主要是我们的英语讲得不好。千万不要误会，请见谅……”同样千篇一律的是，他们都坚决不肯收钱。斯坎伯格先生或许也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在奉命行事，却不会知道：他的“悬赏告示”贴出来不过几小时，中方管理人员就在锅炉房里开了次紧急会议，动员大家：都去和外国人讲话吧，别让他误以为我们在孤立他，但是不能涉及国家机密，更不能要他的钱！

中方私下里开会，斯坎伯格一直十分反感和烦恼。这些会有时是在公司员工或中外方的会议之前之后，有时是在下班后或工间休息的时候，有时开会时会读报念材料，也有时只是主管者训话。有些会很特别，在河埒口的工会活动室或马山的公司培训室墙上会挂起一面红得耀眼的画着镰刀斧头的红旗。开会的人数不定，不过大有越来越多的势头。在车间里工作的瑞方人员还发现，不少工作出色的技术员、工程师也都是其中一员。

纳闷了一段日子之后，斯坎伯格直截了当地提出质疑和抗议：未经总经理同意，你们为什么要随意召集员工私自开会？

中方的几位领导商量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解释说，他们需要定期召开党的支部会议，参加者都是中共党员。他们做的事都是为了帮助公司更好地开展工作，解决困难，决不会添乱。党员们有吃苦在前、冲锋在前、无私奉献的传统，通过他们就能够带动起所有员工，不计回报地为公司利益做贡献。

有这么好又起作用的会？斯坎伯格也要求参加。不是党员？没关系，他也愿意入党。转过天还真的像模像样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很像是荒诞喜剧里的一段段情节，却是华瑞气氛的真实写照。从1985年至1989年，即使在严肃沉闷的董事会会议上，也时不时会有外方董事举手呼喊：“我抗议！”的情形。姿态滑稽语调夸张，不过是为了表达心底的火气和绝望，因为找不到沟通和化解之道。

约兰·斯坦伯格在1987年底合同期满时离开了华瑞。其实，早在发现他的总经理权力无法得到绝对保证的时候，他就已经做出了这一选择。8月底，在无锡湖滨饭店举行第八次董事会中期会议的间隙，中方股东代表张思忠特地找了一个晚上和他作了一次不太愉快却十分坦率的交谈，试图说服他：“在华瑞，中瑞双方权利均等。如果你说了算，怎么保证你做的决定不损害我中方利益？你代表瑞方利益，自有瑞典投资方给你施压力，一旦有利益冲突，就会损害中方。所以，公司大事应由中外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日常工作的小事，要实行分工。”

约兰·斯坦伯格的回答是：你说的有道理，但我有这么多年的总经理工作程序和习惯，改不过来。我可以辞职。

这是出乎张思忠意料的一个结果。他原本只是希望能“说服教育”对方，慢慢改正“独裁”的想法，没想到，矛盾没有化解，反倒以激化的方式画上了句号。斯坎伯格果然直接找到副董事长雨果·铁林，表示自己将在年底辞职。“按照瑞典和整个欧美公司的规矩，他辞我或者我辞他都是一句话，不需要理由——现在的麻烦是，我手头再也没有可推荐、派遣的总经理人选了！”雨果·铁林在谈话后这样告诉张思忠。

张思忠想出的变通方案是：“由中方副总经理暂时代替总经理工作，等你们派出新的总经理后再把权力移交给他——如果你相信我们的话。”

仓促之中，雨果·铁林选择了相信和接受——也许只能如此。王关松被临时任命为代理总经理，直到第二年2月召开的第九次董事会议上，接受了总经理的正式任命，瑞方则派出了卡尔·A·艾克塞尔松和海克特．麦克劳德，分别担任华瑞公司第一副总经理及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在输液车间副经理岗位上表现出色而在两年前当上副总经理的龚孝忠，也被换成了总工程师的头衔。

虽然换了中方总经理，但这并不就意味着管理上以中方为主，因为“领导小组”和“共同商议华瑞制药有限公司的重大事宜”依然被强调着。强硬的斯坎伯格为改变这一不符合公司运行规律的管理模式而撞上厚墙，弄得自己铩羽而归。他的种种“变革”，在中国董事和华瑞员工看来，更多是站在瑞方立场上的“争权”之举，大有损害中方权益之嫌，他们因而反应激烈。换成20年之后，人们也许就会心平气和地把它看成一位职业经理人为了实现业绩和利润而对企业管理结构作出的改造。而20年前，我们还完全不知职业经理人为何物。

实际上，像几乎愿意接受华瑞聘任的瑞典经理和顾问一样，约兰·斯坎伯格也是对中国满怀兴趣和善意的一个瑞典人。回到瑞典，每每听到有华瑞员工来培训或出差，他都热情相待。他甚至会在分身乏术时特地请朋友在自家的夏季别墅前面挂起五星红旗来欢迎他们，充满自豪地告诉他的邻居：我的中国朋友来了！

斯坎伯格在华瑞公司的两年实践，至少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让中外双方董事会成员都意识到，“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虽然合乎合资企业的平等理想，却决非有效率、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管理模式，一旦面对市场时很难行得通。华瑞的艰难和危机仍将继续，持续到某一天链条将断之时，总经理责任制一类打破既有模式的改革举动才可能被完全接受，顺利施行。

 

没人再唱“美就美在太湖水”

 

1987年10月8日，在用葡萄糖、蒸馏水练习生产了大半年时间之后，华瑞的输液车间才开始真正试生产脂肪乳。早上8点15分，配料工段的全体人员准时进入岗位，生产线开动，经过质检部门检验后发送来的精制大豆油、卵磷脂，在机器轰响声里，油水混合变成初乳，又在匀化机的转动中变成润白的产品，经过灌封机，被一瓶瓶地“吐”出来，经过充氮保护、高温灭菌、冷却，到当天下午3点半，完整的半成品就离开了生产线。到了10月16日，过了质量部的检验关，第一批打着华瑞标记、能够投放市场的10%英脱利匹特脂肪乳正式被放行出厂。那边，更早开始试生产的片剂车间，也在12月12日正式生产出了第一批9万片100毫克“倍它乐克”。把它们包装进新的枕形复合膜，结束生产时，整个车间从经理安德森、副经理张信伟到每个工人都欢呼雀跃，一片欢腾。

对于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重要时刻”：从进厂培训开始，整整三年过去了，等待了这么久，终于第一次真正运用那些每天背诵和练习的SOP操作规程，做出了和国外工厂一样的药品。怎能不骄傲！

最初的生产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输液车间。试生产阶段他们前后投料19批，经过江苏药政局和瑞典检查合格的却仅有5批，总共6573瓶，最高的批收率也不过86％。废品多，意味着进口原料的浪费。每公斤40元左右的大豆油和2400多元一公斤的卵磷脂，从瑞典海运到中国，加上一笔不小的关税，真像金子一样珍贵了。好不容易把原料变成了成品，看上去也没什么不妥，但检验的结果就是不合格。

设备运行和操作状况还在摸索阶段，太湖水也来凑热闹。1988年2月8日这天，输液产品用的蒸馏水电导率突然超标，脂肪乳投料只能紧急叫停。维修部组织人员检查蒸馏水设备，从软化水、活性碳、阳离子交换器到蒸馏水机，看上去一切正常。但第二天一开动，制出的蒸馏水电导率还是成倍上升。整整一周过去了，蒸馏水质量忽好忽坏。到了2月中旬，情况越来越糟，积存的合格蒸馏水用尽，他们只能停止生产，等着水质稳定才能开工。凡命、水乐维他、维他利匹特和安达美小针剂的试产工作都因蒸馏水质影响而拖延下来。根据质量管理部检验分析的结果，问题出在马山自来水厂的水源上：水中微生物大大超标，铵盐含量过多，PH值上升，因而导致蒸馏水的电导率增加。

让他们奇怪而恼火的是，同样生产针剂和普通输液产品的无锡第四制药厂，使用的自来水质量比华瑞差，制造出来的蒸馏水质量却很好。难道华瑞引进的进口设备有问题？或者，是他们原水处理工艺有缺陷？报告发到瑞典，设备和工艺专家也不得其解。

无锡市政府也很快收到了一份紧急报告。副市长薛承志和市府秘书长蒋式东赶快组织环保局、环境保护监测研究所、市自来水公司、市卫生防疫站、马山自来水厂等单位“会诊”。副董事长铁林则在瑞典联络设备供应商，紧急派来一位水质专家。三月初，一批人站在太湖取水口处反复观察，采水样做实验，调查研究，忙了一周，得出结论：沿湖企业渐多，排出废水影响了水质。加上今冬雨水偏少，太湖处在枯水期，微生物超标并不奇怪。无锡市利用外资委员会出面答复华瑞，承认太湖水源中总氨含量有升高趋势和波动现象，与1980年选址时提供的水质数据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影响华瑞供水水质的主要原因，“一是马山2号翻水站的翻水影响，二是城市污染源扩散影响”。他们承诺，今后马山2号翻水站在枯水期间停止使用，严格控制马山地区扩展新的污染源。同时建议，由无锡环保部门与瑞典方面合作进行一项专题研究．围绕华瑞供水环境进行质量监控，建立预警系统和确立波动期间的应急措施。

水与空气，曾是瑞典人选址无锡的最主要理由。设计采用的深度软水处理设备和工艺，依据的是瑞典水质标准，只用钠离子交换。瑞典人不会想到，在中国，环境的起伏变化会如此巨大。湖还是那个湖，水却已不是八年前选址时的那一片水。“太湖美，美就在太湖水”的悠扬旋律底下，那份甜美和自信已经一去不复返。

输液生产停工了整整两个月。惟一的收获是在反复进行的调查研究和试验中，掌握了太湖水质演变周期、特征等资料，也明白了，这不是一次性的意外事故，而是水环境恶化的必然。作为对水质要求最高的企业，他们首当其冲，在其他人尚未感受到时已身受其害，只能立足于自力更生解决问题。方案是：一、从自来水厂借用水车紧急运水，二、立即研究改进蒸馏水工艺，三打深井。

在得到自来水公司深井管理科批准后，华瑞的两口深井于当年8月21日开钻，一口在厂内，一口在厂区附近，装上水泵，接上通水管道，采取措施使硬水变软。到了第二年的元旦，太湖水氨氮含量再次大大超标时，他们当即改用井水，总算是尝到了自给自足的好处。两口深井，加上工艺改进，自此保证了输液生产用水的安全。

“邻居”家里要装“煤锅炉”

 

水的问题还没解决，空气问题又来惹人烦恼了。

4月中旬，比邻的单位运来了一台大锅炉。载重卡车带着它轰隆隆地从华瑞门前开过，引起了一位外方经理的注意。一问才知道，这里将改建成一间培训中心，需要添置一台生活锅炉，而建造的锅炉房离华瑞厂房不足百米，紧贴着公司预留的日后发展区外侧。公司马上找马山办事处报告，说当初中瑞双方在国内各地选点时，“主要原则是要有一个符合国际制药标准规范的周围自然环境”，确定厂址在马圩地区，得到了市里有关部门的承诺，即为了确保环境合乎GMP的洁净生产要求，今后在公司半径一公里内不再设置带有环境污染源的工程，比如锅炉、烟囱、排放污水的单位等。考虑到公司今后的发展需要，还在现有厂区北面留下了发展余地，不再安排其他工程。

“这几年，周围环境变化很大，空气的污染已影响到厂内空调过滤器系统的使用周期。现在又要在隔壁竖烟囱，对空气不可能没影响。”代总经理王关松、项目组的吴昌振、毛俊平一脸气恼地向马山办事处主任奚志德申辩。一向慢条斯理、温文和善的王关松实在有太多烦恼的理由：太湖水源污染赞成公司停产两个月的事情刚有点好转，这个月的总产值只有7.6万元，估计要到下个月才能真正恢复生产，而且根本问题还没解决。今年的生产计划肯定要受影响了。前两天公司才以一场职工歌舞大奖赛来庆祝开工试生产一周年，正好来访的新任瑞典基金会主席和外方管理人员家属都参加，玩得兴高采烈，气氛融洽。但这样的轻松融洽只是一闪而逝。他要面对的还是一大堆问题：公用工程毛病不断，重新改造花了不少时间，至今未结束。从试车、试生产到销售、筹集外汇，没有一件事能顺顺当当毫无波折。他每天小心翼翼，既要维护中方形象，又要考虑企业发展，与外方关系总是危机四伏，摩擦不断，一点小事都能点起一团大火。总经理的位置，坐得实在辛苦。而像这样不守约定的变故，恐怕又要让外国人不满和抗议了。

奚志德主任也确认，当年选定厂址时，马山办事处确有过承诺。然而经过几番交涉，邻居单位也只同意在锅炉房内采用湿式除尘办法，让烟尘排放达到最高标准，并在外面砌一圈围墙和绿化带。带着这样的结果回到公司，瑞典人果然不接受：“生活用锅炉不可能达到工业锅炉的排放标准。烟囱离我们这么低、这么近，只靠一点补救办法远远不够！”他们质疑说：“为什么政府部门没有事先告诉我们，现在又说没办法改动？”

折腾了一个多月而无结果，吴昌振、毛俊平等人只能继续找无锡市政府反映情况。一份《要求改善合资企业外部条件的报告》送到市长吴冬华的案头。报告里集中反映了这一段时间以来，外部环境变化和供应不足给华瑞带来的麻烦和不快。水源污染和邻居的锅炉自然是重点，此外，还有不规则停电和故障不断的电话、电传线路等等。

从1983年起到现在，为了水、电、煤、通讯、道路等方面的问题而直接向无锡市委市政府上书或告状，华瑞已做过不少次，每一次都得到了主要领导的大力支持。足见对于这个涉及中外关系的国家项目，无锡确是另眼相看的。这回的“状纸”上，吴冬华当天批复：“在目前基础设施不够完善的状况下，首先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一个‘小气候’，对于华瑞公司，我们尤为关注。希望公司能够按照预定的目标，以高质量的产品打进国际市场”。报告转到市利用外资管理委员会，后者牵头接连开了三次会议。7月27日，他们又约齐环保局、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等相关部门齐至华瑞，开了个协调会。有领导的重视，一切进行得就十分顺利：环保局表示要积极贯彻控制太湖水质及力争改善水质的具体措施；自来水公司深井管理科不光批准华瑞打深井，还表示要在施工技术及工程验收等方面帮助把关；电话公司说马山电话分局已进行技术改造，年内可投入运行，华瑞的国际电话通讯可与无锡市程控电话工程挂钩，纳入规划，分步实施；电力部门表示要尽力保障供应，收费标准也可以研究协商。第二天，环保局副局长又会同华瑞公司和马山区政府确认，今后在华瑞附近不再增加烟囱等污染源和有污染的工业项目，这一决定将纳入马山建设规划，经立法批准生效。已经建起锅炉房设施的那家近邻，也被命令退回煤锅炉，改用电锅炉。

一场烦恼完美解决，也为华瑞赢来了长久新鲜洁净的空气。靠的，是行政干预的力量。从地方领导和有关部门到华瑞的中方董事、管理者们，都为此忙乱了几个月，耗费不少时间、精力，个个都觉得华瑞事多难办。而在瑞典人看来，这些事，本来就是不守承诺和法规横生枝节带来的后果，非但不能居功，说是帮企业解决了难题、营造了投资环境，反而应该检讨，因为已严重影响了一个守法规范企业的正常经营。

说的没错。但，“这是在中国，什么事都可能会发生，任何不可能做到的事都可能做到”——还是雨果·铁林对这个国家的制度和行为习惯有着更深刻的洞悉和更宽容的态度。